宋紀六十五 起強圉協洽正月，盡十二月，凡一年
本書系《資治通鑒》的續作，因前人所作的《資治通鑒》相關續作如清畢沅、夏燮的《續資治通鑒》、《明通鑒》等質量不高，史料不全，文筆繁冗，敘事不連貫，無法與《資治通鑒》相提并論。小編帶來的宋紀六十五 起強圉協洽正月，盡十二月，凡一年。
英宗體乾應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圣宣孝皇帝
治平四年遼咸雍三年
春，正月，庚戌朔，群臣上尊號冊于大慶殿，太尉奉冊授閤門使，轉授內常侍，由垂拱殿以進。是日，大風霾。
辛亥，遼主如鴨子河。
丁巳，帝崩于福寧殿。太子即位，時年二十。百官入福寧殿發哀，聽遺制，見上于東楹，皆如嘉祐之儀，惟入垂拱殿后門乃哭為異。
帝初晏駕，急召太子，未至，帝復手動，曾公亮愕然，亟告韓琦，欲且止勿召。琦拒之曰：“先帝復生，乃太上皇。”愈促之。
帝始為皇子，被召，戒舍人曰：“謹守吾舍，上有適嗣，吾歸矣。”及即位，每命近臣，必以官而不名。大臣從容以為言，帝曰：“朕雖宮中命小臣亦然。”
戊午，大赦，除常赦所不原者。百官進官一等，優賞諸軍，悉如嘉祐故事，惟百官拜赦不舞蹈。舞蹈者，嘉祐之失也。
己未，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，皇后為皇太后。以宰臣韓琦為山陵使。
御史劉庠言：“禮，居喪不飲酒食肉。仁宗之喪，百官乃諸軍朝晡皆給酒肉，京師羊為之竭。請給百官素食。”禮官以為然，執政不從。
庚申，群臣拜表請聽政，不允;表三上，乃從之。
樞密院召禮官，問詔遼母后書當何稱，欲自稱重侄，稱彼為太母。判太常寺李東之、同判太常寺宋敏求等以為當稱侄孫、叔祖母，從之。
三司使韓絳、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奏疏曰：“祖宗平天下，收斂其金帛，納之內藏諸庫，其所以遺后世之業厚矣。自康定、慶歷以來，發諸宿藏以助興發，百年之積，惟存空簿。近奉赦書，諸軍將校賞給已行支散外，至于文武百官，既遷官加職，其諸賜賚，若更循嘉祐近例，竊慮國家財力不堪供給。伏乞檢會真宗上仙及仁宗即位舊事施行。此乃先朝體例，非自今日裁損。所營山陵制度，遺詔戒從省約，乞下三司及經由州縣，凡系科率所及路分，當職官吏，各據確數，明立期會，務在愛惜官私物力。今日月猶賒，足以為集。至于諸色用度，非所急者，不以小嗇為無益而弗為，不以小費為無傷而不節，深慮經遠之計，以底烝民之生。方今之切務，莫先于此矣。”太子右庶子韓維言：“竊聞故事，大行皇帝當有遺留物分賜臣下。伏思承平日久，公私匱乏，又，四年之內，兩遭大故，營造山陵及優賞士卒，所費不資。若用嘉祐之例，厚行賜赍，恐為損不少。若以為奉承先志，理不可罷，則望閱諸府庫，取服用玩好物以充用，才足將意便可，不須過為豐侈。所有金帛諸物，可以贍兵恤民者，愿賜愛惜，以救當世之急弊。”奏入，詔遺賜令內侍省取旨，裁減山陵制度令三司奉行遺制。
初議山陵，帝以手詔賜執政曰：“國家連遭大喪，公私困竭，宜減節冗費。”且謂執政曰：“仁宗之喪，先帝避嫌不敢裁減，今則無嫌也。”
癸亥，內出遺留物賜宗室、近臣有差。帝謂執政曰：“仁宗御天下四十馀年，宮中富饒，故遺留特厚。先帝御天下才四年，固難比仁宗，然亦不可無也，故所賜皆減嘉祐三分之二。”
甲子，遼主御安流殿釣魚。
丙寅，始御迎陽門幄殿聽政，見百官。三司乞藏錢三十萬緡助山陵支費，從之。
癸酉，群臣拜表請御正殿，不許;表三上，乃許之。
戊寅，以王陶為群牧使。
二月，乙酉，始御紫宸殿見群臣，退，御廷和殿視事。
龍圖疾直學士韓維陳三事：“一曰從權聽政，蓋不得已，惟大事急務，時賜裁決，馀當簡略。二曰執政皆兩朝顧命大臣，宜推誠加禮，每事諮詢，以盡其心。三曰百執事各有其職，惟當責任使以盡其材，若王者代有司行事，最為失體。”又曰：“天下大事，不可猝為，人君施設，自有先后，惟加意謹重。”并注釋滕世子問孟子居喪之禮一篇，因推及后世變禮，以申規諷;帝嘉納焉。
立安國夫人向氏為皇后。
丙戌，御垂拱殿。
辛卯，白虹貫日。
壬辰，手詔曰：“朕嘗侍先帝左右，恭聞德音，以‘舊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者，輒皆升行，以避舅姑之尊。習行既久，義甚無謂。朕常念此，寤寐不平。豈可以富貴之故，屈人倫長幼之序乎?可詔有司革之。’朕恭承遺旨，敢不遂行!可令中書門下議，隆詔有司，以發揚先帝盛德。”于是令陳國長公主行見舅姑之禮，王師約更不升行。公主行見舅姑之禮自此始。
三月，以樞密直學士、禮部郎中王陶為右諫議大夫、權御史中丞。陶入對便殿，帝問以時事，陶請謹聽納，明賞罰，斥佞人，任正士，復轉對以通下情，省民力以勸農桑，先儉素以風天下，限年藝以汰冗兵。
命天章閣待制陳薦同修撰《仁宗實錄》。
降工部侍郎、御史中丞彭思永為給事中、知黃州，主客員外郎、殿中侍殿史里行蔣之奇為太常博士、監道州酒稅。
先是監察御史劉庠劾參知政事歐陽修入臨福寧殿，衰服下衣紫衣，帝寢其奏，遣使諭修，令易之。朝論以濮王追崇事疾修者眾，欲擊去之，其事無由。有薛良孺者，修妻之從弟也，坐舉官被劾，冀會赦免，而修乃言不可以臣故徼幸，乞特不原，良孺怨修切齒。修長子發娶鹽鐵副使吳充女，良孺因謗修帷薄，事連吳氏。集賢校理劉瑾，與修亦仇家，亟騰其謗。思永聞之，間以語其僚屬。之奇始緣濮議合修意，修特薦為御史，方患眾論指以為奸邪，求所以自解，及得此，獨上殿劾修，乞肆諸市朝。帝疑其不然，之奇引思永為證，堅請必行。之奇初不與同列謀之，后數日，乃以奏稿示思永，挽思永自助。思永以帷薄之私，非外人所知;但其首建濮議，違典禮以犯眾怒，不宜更在政府。帝乃以之奇、思永所奏付樞密院。修上章自辨。帝初欲誅修，以手詔密問天章閣待制孫思恭，思恭極力救解。帝悟，復取之奇、思永所奏以入，并修章付中書，令思永、之奇具傳達人姓名以聞。之奇言得自思永，而思永辭以出于風聞;因極陳大臣朋黨專恣，非朝廷福。修復言：“臣忝列政府，枉遭誣陷，惟賴朝廷推究虛實，使罪有所歸。”章凡三上。而充亦上章乞朝廷力與辨正虛實，使門戶不致枉受污辱。于是帝復批付中書，令思永等具傳達人姓名并所聞因依明據。思永與瑾同鄉，力為瑾諱，乃言：“臣待罪憲府，凡有所聞，合與僚屬商議，故對之奇說風聞之由。然曖昧無實，嘗戒之奇勿言。無所逃罪。”而之奇亦奏：“此事臣止得于思永，遂以上聞。如以臣不當用風聞言大臣事，臣甘與思永同貶。”故二人同降黜。帝手詔賜修，令起視事。它日，帝謂吳奎曰：“蔣之奇敢言，而所言曖昧，既罪其妄，欲賞其敢。”奎曰：“賞罰難并行。”乃止。
權知貢舉司馬光等上言，所考試合格進士許安世以下三百五人，分四等;明經、諸科二百一十一人，分三等。詔：“進士第一、第二、第三等賜及第，第四等賜同出身。明經諸科第一、第二并賜及第，第三等賜同出身。敕下貢院放榜，安世及第二、第三人并為防御、團練推官，其馀注官守選如例。”
丙辰，命提點開封府界公事、祠部郎中陳汝義判三司都磨勘司，以知開封縣、都官員外郎羅愷代其任。愷入見，問府界事，皆不知能，帝不悅。及見汝義問之，應答詳敏。翼日，謂執政曰：“愷不才，宜復用汝義，仍與館職。”執政言汝義資序已高，復為提點則下遷，宜但令試館職而已;帝從之。知制誥邵必言：“陛下新即位，以言語擢汝義，如漢文賞上林嗇夫，恐臣下爭以利口求進。乞罷之。”不從。
昌王顥、樂安郡王頵乞解官行服，詔兩制與太常禮院詳定典禮。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等言：“謹按大行遺制，喪服以日易月，自皇帝下至文武百官，并依先朝典故。惟宗室出則慘服，居則衰麻以終制。蓋一法度，所以尊天子也。皇帝承大統，奉宗廟，昌王、樂安郡王當與宗室同例，不容以私恩為異。”從之。
丙寅，錢明逸罷翰林學士，為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。
先是御史蔣之奇言：“明逸傾險憸薄，在仁宗朝，附賈昌朝、夏竦、王拱辰、張方平之黨，陷杜衍、范仲淹、尹洙、石介之徒，朝廷一空，天下同疾。況文辭紕繆，政術乖疏，豈可冒居禁苑!”而同知諫院傅卞亦有言。執政召明逸，未以臺諫章疏，使自引疾，因改命之。
丁卯，三司言：“在京粳米約支五年以上，慮歲久陳腐，欲令發運司于上供年額，權住起發五十萬石，于谷價貴處減和糴之數，變市金銀絹，輸榷貨務封樁，分給三路，以備軍需。”從之。
壬申，尚書左丞、參知政事歐陽修罷，為觀文殿學士、刑部尚書、知亳州。彭思永等既以論修貶，而知雜事御史蘇寀、御史吳申言猶不已;修亦三表乞罷，故命出守。
初，英宗以疾未視朝，太皇太后垂簾，修與二三大臣主國論，每簾前奏事，或執政聚議，事有未同，修未嘗不力爭。臺諫官至政事堂論事，事雖非己出，同列未及啟口，而修已直前折其短。士大夫建明利害及所請，前此執政多媕阿，不明白是非，至修必一二數之曰：“某事可行，某事不可行。”用是怨誹者益多。英宗嘗稱修曰：“性直，不避眾怨。”修亦嘗誦故相王曾之言曰：“恩欲歸己，怨使誰當!”既出守，遂連六表乞致仕，不從。
癸酉，以樞密副使、禮部侍郎吳奎參知政事。帝欲用奎，宰相言：“陳升之有輔立陛下功。”帝曰：“奎輔立先帝，其功尤大。”遂越次用之。奎入謝日，進《治說》三篇。帝嘗語以追尊濮王事與漢宣帝異，奎對曰：“然，宣帝于昭帝祖行，昭穆不相當，又大臣所立，豈同仁宗!此天地之恩，不可忘也。追尊事誠牽私恩。”帝言：“此為歐陽修所誤。”奎對曰：“韓琦于此事亦失眾心。臣數為琦所悖，天下公論，不敢于君前有所隱。”它日，奎進言：“陛下宜推誠以應天，天意無它，合人心而已。若至誠格物，物莫不以至誠應于上，自然感召和氣。今民力困極，國用窘乏，直須順成，然后可及它事也。帝王之職，所難在判別忠邪，其馀庶務，各有司存，但不使小人得害君子，君子常居要近，則自治矣。”帝因言堯時四兇猶在朝，奎對曰：“四兇雖在，不能惑堯之聰明。圣人以天下為度，何所不容!未有顯過，固宜包荒，但不可使居要近耳。”
太常禮院言：“準嘉祐詔書，定太廟近世八室之制。今大行皇帝祔廟有日，僖祖在七室之外，禮當祧遷。將來山陵畢，請以大行皇帝神王祔第八室。僖祖、文懿皇后神主，依唐故事，祧藏于西夾室，以待禘祫。自仁宗而上至順祖，以次升遷，伏請下兩制待制以上參議。”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等言：“同堂八室，廟制已定，僖祖當祧，合于典禮，請依禮院所奏。”詔恭依。
乙亥，尚書令兼中書令襄陽郡王允良卒，贈太師。有司以允良起居無度，反易晦明，謚曰榮易。
初，蔣之奇劾歐陽修，帝怒曰：“先帝大漸，邵亢建垂簾之議，如此大事不言，而抉人閨門之私乎!”之奇以告吳申，申即劾亢。事下中書，帝徐知其妄，中書亦寢申所奏。亢時同知貢舉，及出，上殿自辨曰：“先帝不豫以來，群臣莫得進見，臣無由面陳，必有章奏。愿陛下索之禁中，若得之，臣當伏誅;不然，則讒臣者豈得不問?愿下獄考實。”帝曰：“朕不疑卿，吳申所奏，已不行矣。”
閏月，癸未，太白晝見。
甲申，夏主遣使來獻方物謝罪，請戒飭酋長，守封疆，如去冬所賜詔旨。復以詔答之曰：“茍封奏所敘，忠信弗渝，則恩禮所加，歲時如舊。”仍賜絹及銀各五百匹、兩。
己丑，以京西轉運使、刑部郎中劉述兼侍御史知雜事。于是蘇寀遷度支副使，中書奏以述代之。中丞王陶言：“述任非所長。”賜陶手詔賞嘆，然亦竟用述。述，湖州人也。
御史吳申言：“竊見先召十人試館職，而陳汝義亦預，漸至冗濫。兼所試止于詩賦，非經國治民之急，欲乞兼用兩制薦舉，仍罷詩、賦，試策三道，問經史時務。每道問十事，以通否定高下去留。其先召試人，亦乞用新法考試。明詔兩制詳定以聞。”其后翰林學士承旨王珪等，言宜罷詩賦如申言，于是詔：“自今館職試論一首、策一道。”
辛卯，遼主駐春州北淀。
庚子，詔：“內外文武群臣，于朝之闕政，國之要務，邊防戎事之得失，郡縣民情之利害，各直言無隱。言若適用，當從甄擢。”
御史中丞王陶言：“臣奉詔別舉臺官，緣有才行可舉之人，多以資淺不應敕文。欲乞許舉三任以上知縣資序人為御史里行。”從之。先是陶乞復用呂大防、郭源明，執政以為意欲逼己，不悅。
工部郎中、知制誥王安石既除喪，詔令赴闕。安石屢引疾乞分司，帝語輔臣曰：“安石歷先帝朝，累召不起，或以為不恭。今召又不至，果病邪?有所要邪?”曾公亮對曰：“安石文學器業，宜膺大用;累召不起，必以疾病，不敢欺罔。”吳奎曰：“安石向任糾察刑獄，爭刑名不當，有旨釋罪，不肯入謝。意以為韓琦沮抑己，故不肯入朝。”公亮曰：“安石真輔相之才，奎所言熒惑圣聽。”奎曰：“臣嘗與安石同領群牧，備見其護前自用，所為迂闊;萬一用之，必紊亂綱紀。”
癸卯，詔安石知江寧府。眾謂安石必辭，龍圖閣直學士韓維言：“安石知道守正，不為利動，久病不朝，今若才除大郡，即起視事，則是偃蹇君命以要自便，臣固知安石之不肯為也。若人君始初踐阼，慨然想見賢者，與圖天下之治，孰不愿效其忠、伸其道哉!使安石甚病而愚則已，若不至此，必翻然而來矣。議者以為安石可以漸致而不可以猝召，不知賢者可以義動而不可以計取，唯陛下斷而行之。”已而詔到，安石即詣府視事，不復辭也。
學士院言：“屯田員外郎夏倚、雄武節度推官章惇詩賦中等。”詔以倚為江南西路轉運判官，惇為著作佐郎。
甲辰，詔：“諸路帥臣及副總管或有移易，可依慶歷故事，中書、樞密院參議。”
以龍圖閣直學士、知蔡州呂公著、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司馬光并為翰林學士。光累奏固辭。不許。帝面諭光曰：“古之君子，或學而不文，或文而不學，惟董仲舒、揚雄兼之。卿有文學，尚何辭?”光曰：“臣不能為四六。”帝曰：“如兩漢制詔可也。”光曰：“本朝故事不可。帝曰：“卿能舉進士高等而不能為四六，何邪?”光趨出，帝遣內侍至閤門，強光受告，光拜而不受。趣光入謝，光入至庭中，猶固辭，詔以告置光懷中，光不得已乃受。它日，帝問王陶曰：“公著及光為學士，當否?”陶曰：“二人者，臣嘗論薦矣。用人如此，天下何憂不治!”
丙午，以屯田員外郎劉攽、著作佐郎王存為館閣校勘，太常丞張公裕、殿中丞李常為秘閣校勘，著作佐郎胡宗愈為集賢校理，并以召試學士院詩賦入等也。攽試入優等，故事，當除直館;又，員外郎例不為校勘。而攽素與王陶有隙，陶及侍御史蘇寀共排之。故才得館閣校勘。
夏，四月，以殿中丞唐淑問為監察御史里行。帝諭曰：“朕以家世用卿，卿當謹家法。人臣病外交陰附，卿宜自結主知。比言者尚抉剔細故以為能，論事必務大體，乃為稱職。”淑問，介子也。
唐戌，請大行皇帝謚于南郊。
召還陜西宣撫使、判渭州郭逵同簽書樞密院事。御史中丞王陶言：“韓琦引逵二府，至用太祖出師故事劫制人主，琦必有奸言惑亂圣聰，愿罷逵為渭州。”帝不可，曰：“逵先帝所用，今遽罷之，是章先帝任人之失也。”
先是御史臺以狀申中書云：“檢會《皇祐編敕》，常朝日，輪宰臣一員押班。近據引贊官稱宰臣更不赴，竊慮此《編敕》儀制別有沖替，伏乞明降指揮。”中書不報。辛酉，中丞王陶因以狀白宰相，又不報。乙卯，陶遂劾奏韓琦、曾公亮不押常朝班，至謂琦跋扈，引霍光、梁冀專恣事為喻。甲子，琦、公亮上表待罪。帝以陶章示琦，琦奏曰：“臣非跋扈者，陛下遣一小黃門至，則可縛臣以去矣。”帝為之動，而陶連奏不已;帝以問知制誥滕甫，甫曰：“宰相固有罪，然指為跋扈，則臣以為欺天陷人矣。”
丙寅，帝徙陶為翰林學士，司馬光權御史中丞，兩易其任。丁卯，光入謝，言：“自頃宰相權重，今陶以論宰相罷，則中丞不可復為。臣愿俟宰相押班然后就職。”許之。時光中丞告已進入，而王陶學士之命，中書獨持之不下。戊辰，吳奎、趙概面對，堅請黜陶于外，帝不許;復請授群牧使，許之。既而直批送中書，以陶為翰林學士。時琦方在告，不出，奎即具奏言：“昔唐德宗疑大臣，信群小，斥陸贄而以裴延齡等為腹心，天下稱為暗主。今陶挾持舊恩，排抑端良。如韓琦、曾公亮不押班事，蓋以向來相承，非由二臣始廢。今若又行內批，除陶翰林學士，則是因其過惡，更獲美遷，天下待陛下為何如主哉!陶不黜，陛下無以責內外大臣展布四體。”己巳，奎遂稱疾求罷。帝封奎答刂子以示陶，陶復劾奎附宰相、欺天下六罪。侍御史吳申、呂景奏乞留陶依舊供職，并劾奎有無君之心，數其五罪。帝以手禮賜知制誥邵亢，趣講入陶學士告，亢遂言：“御史中丞職在彈劾，陰陽不和，咎由執政。奎所言顛倒，失大臣體。”帝由是有逐奎意。龍圖閣直學士韓維言：“宰相跋扈，王法所當誅也。陶言是，宰相安得無罪!陶言非，則安得罷臺職而已!今為翰林學士，是遷也。愿廷對群臣，使是非兩判。”庚午，帝批付中書：“王陶、吳申、呂景，過毀大臣，陶出知陳州，吳申、呂景罰銅二十斤;吳奎位執政而彈劾中丞，以手詔為內批，三日不下，其罷知青州。”
帝語張方平曰：“奎罷，當以卿代。”方平辭，且言：“韓琦久在告，奎免，必不復起。琦勛在王室，愿陛下復奎位，手詔諭琦，以全始終之分。”司馬光言：“奎名望素重，今為陶罷奎，恐大臣皆不自安，紛紛引去，于四方觀聽非宜。”辛未，公亮入對，亦請留奎，帝許之。壬申，召奎對延和殿，慰勞，使復位，曰：“成王豈不疑周公邪!”奎既復位，邵亢更以為言，帝手札諭亢曰：“此無它，欲起坐臥者耳!”蓋指琦也。
初，王陶事琦甚瑾，琦深器之。東宮始建，英宗命以蔡抗為詹事，琦因薦陶。文彥博私謂琦，盍止用抗，琦不從。及帝即位，頗不悅大臣之專，陶料必多所易置，欲自規重位，故視琦如仇，力攻之。彥博謂琦曰：“頗記除詹事時否?”琦大愧曰：“見事之晚，直宜愛撻!”陶既至陳州，謝表詆宰相不已，中書擬再貶。光言：“陶誠有罪，然陛下欲廣言路，屈己愛陶，而宰相獨不能容乎!”乃止。
罷諸州歲貢飲食果藥。
癸酉，詔：“陜西、河東經略轉公運司，察主兵臣僚怯懦，老病者以聞。”
司馬光上疏，論修身之要三，曰仁，曰明，曰武。治國之要三，曰官人，曰信賞，曰必罰。且曰：“臣昔為諫官，即以此六言獻仁宗，其后以獻英宗。今以獻陛下。平生力學所得，盡在是矣。”
是月，錄京師系囚，遣使巡行陜西、河北、京東、西路體量安撫。
五月，辛巳，以久旱，命宰臣禱雨。
韓琦、曾公亮言：“臣等近以王陶彈奏，不過文德殿押班，先嘗面奏。舊以前殿退晚，及中書聚廳見客，日有機事商議，故不及押班，為歲已久，即非今始。今檢詳唐及《五代會要》，每月凡九開延英，則明其馀不坐之日，宰臣須赴正衙押班。及延英對宰臣日，未御內殿前，令閤門使傳宣放班，則宰臣更不赴正衙押班明矣。本朝自祖宗以來，繼日臨朝，宰臣奏事。《祥符敕》宰臣依故事赴文德殿押班，行之不久，漸復墮廢。緣中書朝退后議政，動逾時刻，若日赴文德押班，則機務常有妨滯。乞下太常禮院詳定。”司馬光言舊制當押班，不須詳定。癸未，詔：“自今晝刻辰正，垂拱奏事未畢，聽宰相不赴文德殿，令御史臺放班退。未及辰正，并依《祥符敕令》，永為定制。”
壬辰，遼主駐納葛濼。
甲辰，以屯田員外郎張唐英為殿中侍御史里行，從翰林學士王珪、范鎮之薦也。唐英初調谷城令，縣圃歲畦姜，貸種與民，還其陳，復配買取息。唐英至，空其圃，植千株柳，作柳亭于其中，聞者咨美。英宗初立，唐英上謹始書，言：“為人后者為之子，恐它日有引定陶故事以惑圣聽者。愿杜其漸。”既而濮議果起，珪、鎮謂唐英有先見之明，故薦之。
乙巳，寶文閣成，置學士、直學士、待制官，奉英宗御書藏于閣。
六月，戊申，遼有司奏新城縣民楊從謀反，偽署官吏，遼主曰：“小人無知，此兒戲耳。”獨流其首惡，馀釋之。
河北旱，民流入京師。待制陳薦請以便糴司陳粟貸民，戶二石，從之。司馬光上疏曰：“圣王之政，使民安土樂業而無離散之心，其要在于得人而已。以臣愚見，莫若擇公正之人為河北監司，使察災傷州縣，守宰不勝任者易之，然后多方那融斗斛，使賑濟土著之民，居者既安，則行者思反。若縣縣皆然，豈復有流民哉!”于是詔河北運司約束州縣，倍加存恤。
己未，以龍圖閣直學士、知成都府趙抃知諫院。入謝，帝謂抃曰：“聞卿入蜀，以一琴一鶴自隨，為政簡易，亦稱事邪?”故事，近臣自蜀還者，必登省府，不為諫官;大臣以為疑，帝曰：“吾賴其言耳。倘欲大用，何必省府乎!”抃上疏言任道德，委輔弼，別邪正，去侈心，信號令，平賞罰，謹機密，備不虞，勿數赦，容諫諍十事。又言呂誨、傅堯俞、范純仁、呂大防、趙鼎、馬默，皆骨鯁敢言，久譴不復，無以慰搢紳之望。復論五費，謂宮掖、宗室、官濫、兵冗、土木之事，多見納用。
辛未，詔：“天下官吏有能知差役利害，可以寬減者，實封條析以聞。”
先是三司使韓絳言：“害農之弊，無甚差役之法。重者衙前，多致破產，次則州役，亦須重費。向聞京東民有父子二丁將為衙前，父告其子云：‘吾當求死，使汝曹免于凍餒。’遂自經而死。又聞江南有嫁其祖母及與母析居以避役者，又有鬻田減其戶等者，田歸官戶不役之家，而役并于同等見存之戶。望令中外臣庶，條其利害，委侍從臺省官集議裁定，使力役無偏重之患，則農民有樂業之心。”帝納其言，故有是詔。役法之議始此。
陜西運運使薛向言：“知青澗城種諤招西人朱令陵，最為橫山得力酋長，已給田十頃、宅一區，乞除一班行，使夸示諸羌，誘降橫山之眾。”詔增給田五頃。諤，世衡之子也。向在英宗時，嘗獻《西陲利害》十五篇。去冬又上疏陳御邊五利：一曰任將帥以制其沖，二曰亟攻伐以罷其敵，三曰省戍兵以實其力，四曰絕利源以敝其國，五曰惜經費以固其本。疏奏，英宗稱善，嘗置諸左右，帝見而奇之。會邊臣多言橫山族帳可招納者，是日，召向入。凡向所陳計策，帝皆令勿語兩府，自以手詔指揮。
壬申，遼以度支使趙徵參知政事。
乙亥，御史張紀言：“近歲以來，百司庶務，多稟決于中書。臣謂政府不當侵有司之職，有司亦不當以細務汩政府。”詔：“中書、樞密院，應細務合歸有司者，條析以聞。”后中書具三十一事，樞密院具六十二事，皆歸之有司。
秋，七月，庚辰，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等言：“本朝典禮，循唐之舊，真宗、仁宗皆祀于明堂以配上帝。今季秋大享明堂，伏請以大行皇帝配。”詔恭依。
詔察富民與妃嬪家婚姻夤緣得官者。
己丑，命戶部郎中趙抃、刑部郎中陳薦詳定中外封事。先是帝命張方平、司馬光，至是復令抃等同之。
辛卯，告大行皇帝謚于天地、宗廟、社稷。
壬辰，上寶冊于福寧殿。
帝初即位，內臣以覃恩升朝者，皆罷內職，獨句當御藥院高居簡等四人留如故。司馬光疏言：“居簡資性奸回，工讒善佞，久處近職，罪惡其多。頃在先朝，依憑城社，物論切齒。及陛下繼統，乃復先自結納，使寵信之恩，過于先帝。愿明治其罪，以解天下之惑。”帝曰：“祔廟畢，自當去。”光曰：“閨闥小臣，何系山陵先后?舜去四兇，不為不忠;仁宗貶丁謂，不為不孝。”帝從之。癸巳，居簡罷為供備庫使。
乙未，以三司檢法官呂惠卿編校集賢書籍。惠卿與王安石雅相好，安石薦其才于曾公亮，遂舉館職。惠卿，晉江人也。
辛丑，熒惑晝見，凡三十五日。
丙午，文州曲水縣令宇文之邵上書指陳得失。之邵，綿竹人，為曲水令，轉運使以輕縑高其價，使縣配賣，之邵言：“縣地狹人貧，耕者亡幾，方歲儉饑，羌夷數入寇，不可復困之以求利。”轉運使怒。會帝即位求言，乃上書曰：“千里之郡，有利未必興，有害未必除者，轉運使、提點刑獄制之也;百里之邑，有利未必興，有害未必除者，郡制之也。前日赦令，應在公逋負一切蠲除，而有司操之益急，督之愈甚，使上澤不下流而細民日困。如擇賢才以為三司之官，稍假郡縣以權，則民瘼除矣。”然后監番、棸、蹶、楀之盛以保安外戚，考《棠棣》、《角弓》之義以親睦九族，興墜典，拔滯淹，遠夸毗，來忠讜。凡所建置，必與大臣共議以廣其善，號令威福則專制之。如此，則太平可拱而俟也。”書奏，不報，喟然曰：“吾不可仕矣!”遂以太子中允致仕，時年未四十也。范鎮曰：“之邵位下而言高，學富而行篤，少我二十一歲而先我掛冠，使吾慊然。”
夏國遣使奉慰及進助山陵。
八月，丁未朔，太白晝見。
辛亥，司馬光言：“竊聞陛下好令內臣采訪外事及問以群臣能否，臣竊以為非宜。陛下內有兩府、兩省、臺諫，外有提、轉、牧、守，皆腹心耳日股肱之臣也。誠能精擇其人，使之各舉其職，則天下之事，猶一堂之上，陛下何患于不知哉!今深處九重，詢于近習，采道聽涂說之言，納曲躬附耳之奏，不驗虛實，即行賞罰，臣恐讒邪得以逞其愛憎，而陛下為之受其譏謗也。”
戊午，復夏人和市。
張方平、司馬光奏所詳定內外封事，帝令中書參議。光對延和殿，言：“封事善者，在陛下決行之。”帝曰：“大臣多不欲行。”光曰：“陛下詢蕘以廣聰明，斯乃社稷之福，而非大臣之利也。”癸亥，詔：“詳定封事所奏，如其中有難行者，可召詳定官赴中書問難，令述利害以進。”
己巳，京師地震。帝問輔臣曰：“地震何祥也?”曾公亮對曰：“天裂，陽不足;地震，陰有馀。”帝曰：“誰為陰?”公亮曰：“臣者君之陰，子者父之陰，婦者夫之陰，夷狄者中國之陰，皆宜戒之。”吳奎曰：“但為小人 黨盛耳。”帝不懌。
癸酉，葬憲文肅武宣孝皇帝于永厚陵，廟號英宗。
是月，判河陽軍富弼上疏曰：“帝王都無職事，惟別君子、小人。然千官百職，豈盡煩帝王辨之乎?但精求任天下之事者，不使一小人參用于其間，莫不得人矣。陛下勿謂所采既廣，所得必多，其間當防小人惑亂圣聽。奸謀似正，詐辭似忠，疑似之際，不可不早辨也。”
九月，丁丑，詔減諸路逃田稅額。
壬午，祧僖祖及文懿皇后。乙酉，祔英宗神主于太廟，樂曰《大英之舞》。
戊子，減兩京畿內、鄭、孟州囚罪一等，民役山陵者蠲其賦。
辛卯，徙封昌王顥為岐王，樂安郡王頵為高密郡王。
遣孫思恭等報謝于遼。
壬辰，錄周世宗從曾孫貽廓為三班奉職。
甲午，遼遣使來賀即位。
戊戌，召知江寧府王安石為翰林學士。
遼主命給諸路囚糧。
辛丑，韓琦、吳奎、陳升之并罷。琦歷相三朝，或言其專。自王陶論劾后，曾公亮因力薦王安石，欲以間琦。琦稱疾求去，帝不許，以詔書慰撫。琦又疏有四當去，復不許。厚陵復土，琦更不入中書，請甚堅。于是帝夜召張方平議，且曰：“琦志不可奪矣。”方平遂建議，宜寵以兩鎮節鋮，且虛府以示復用;乃除鎮安、武勝軍節度使、守司徙、檢校太師兼侍中、判相州。帝復召知制誥鄭獬草奎知青州及方平、趙抃參知政事制，賜雙燭歸舍入院，外廷無有知者。明旦，獬進草，遂降付中書。升之，初名旭，避帝嫌名，故以字行。帝始擢任楊定，升之屢諫不宜生邊事，由是忤旨;以母老，乞便郡，遂出知越州。
以樞密副使呂公弼為樞密使，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、知諫院趙抃并參知政事，三司使韓絳、知開封府邵亢并樞密副使。
先是薛向奏蕃部嵬名山有歸附意，壬寅，司馬光對延和殿，言諒祚稱臣奉貢，不當誘其叛臣以興邊事。帝曰：“此外人妄傳耳。”光曰：“陛下知薛向之為人否?”帝曰：“固非端方士也，徒以其知錢谷及邊事耳。”光曰：“錢谷誠知之，邊事則未也。”又言張方平奸邪貪猥，帝曰：“有何實狀?”光曰：“請言臣所目見者。”帝作色曰：“每有除拜，眾言輒紛紛，非朝廷美事。”光曰：“此乃朝廷美事也。知人，帝堯難之;況陛下新即位，萬一用一奸邪，若臺諫循默不言，陛下從何知之?”帝曰：“吳奎附宰相否?”光曰：“不知也。”帝曰：“結宰相與結人主孰賢?”光曰：“結宰相為奸邪;然希意迎合，觀人主趨向而順之者，亦奸邪也。”
潮州地震。
癸卯，同僉書樞密郭逵罷為宣徵南院使、判鄆州;從張紀、唐淑問、趙抃言也。逵至鄆七日，徙師延州。
權御史中丞司馬光復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，以滕甫權御史中丞。光言：“臣昨論張方平參政，不協眾望，其言既不足采，所有新命，臣未敢祇受。”光等誥敕下通進銀臺司，呂公著具奏封駁。帝手詔諭光曰：“朕以卿經術行義，為世所推，今將開邇英之度，欲得卿朝夕討論，敷陳治道，以箴遺闕，故換卿禁林，復兼勸講，非為前日論奏張方平也。呂公著封還，蓋不如此意耳。”于是取誥敕直付閤門，趣光等受職。公著又言：“誥敕不由本司，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。”帝手批其奏曰：“俟開邇英，當諭朕意。”
韓琦既出判相州，入對，帝泣下，琦亦垂涕稱謝。詔琦出入如二府儀，又賜興道坊宅一區，擢其子秘書丞忠彥為秘閣校理。帝曰：“卿去，誰可屬國者?王安石何如?”琦曰：“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馀，處輔弼之地則不可。”帝默然。
是月，遼主如南京。
冬，十月，丙午朔，漳、泉諸州地震。
丁未，富弼罷判河陽。
戊申，建州、邵武、興化軍地震。
己酉，初御邇英閣，召侍臣講讀經史。講退，獨留呂公著，語曰：“朕以司馬光道德學問，欲常在左右，非以其言不當也。”公著力請解職，許之，它日，又謂公著曰：“光方直，如迂闊何?”公著曰：“孔子上圣，子路猶謂之迂;孟軻大賢，時人亦謂之迂。況光者，豈免此名!大抵慮事深遠，則近于迂矣。愿陛下更察之!”
命御史中丞滕甫考諸路監司課績。
舊制，審定殿最格法，自發運使下至知州，皆歸考課院，專以監司所第等級為據。至考監司，則總其甄別部吏能否，副以采訪才行，合二事為課，悉書中等，無高下，帝即位，凡職皆有課，凡課皆責實，監司所上守臣課不中等者，展年降資;而治狀優異者，增秩賜金帛，以璽書獎勵之。若監司以上，則命御史中丞、侍御史考校。
參知政事張方平，以父憂罷。
庚戌，給陜西轉運司度僧牒，令糴谷賑霜旱州縣。
癸丑，詔：“翰林學士、御史中丞、侍御史知雜事舉材堪御史者各二人。”
甲寅，翰林學士司馬光初進讀《通志》于邇英閣，賜名《資治通鑒》，親制序以賜光，令候書成寫入，又賜潁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。序略曰：“博而得其要，簡而周于事，是亦典刑之總會，冊牘之淵林矣。”
癸酉，知青澗城種諤復綏州。夏將嵬名山部落在綏，其弟夷山降于諤，諤使人因夷山以誘之，賂以金盂。名山小吏李文喜受而許降，而名山未之知也。諤即奏言：“諒祚累年用兵，人心離貳，嘗欲發橫山族帳盡過興州，族帳皆懷土重遷，其首領嵬名山欲以橫山之眾取諒祚以降。”帝信之。知延州陸詵言以情偽未可知，戒諤毋妄動，諤持之力。詔詵詔諤問狀，且與轉運使薛向議招納。乃共畫三策，令幕佐張穆之入奏。穆之陰受向指說，言必可成。帝意詵不協力，徙之秦鳳。諤不待報，悉起所部兵長驅而前，圍其帳。名山驚，援槍欲斗，夷山呼曰：“兄已約降，何為如是?”文喜因出所受金盂示之，名山投槍大哭，遂舉眾從諤而南，得酋領三百，戶萬五千，勝兵萬人。將筑城于其地，詵以無詔出師，召諤還。軍次懷遠，虜眾四萬人坌集城下。諤出兵擊走之，遂城綏州。
初，諤言名山約降，帝將令邊臣招納其眾。司馬光上疏極論，以為：“名山之眾未必能制諒祚。幸而勝之，滅一諒祚，生一諒祚，何利之有?若其不勝，必引眾歸我，不知何以待之!臣恐朝廷不獨失信于諒祚，又將失信于名山矣。若名山馀眾尚多，還北不可，入南不受，窮無所歸，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。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?”帝不聽。及諤取綏州，費六十萬，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。
種諤既取綏州，夏人乃詐為會議，誘知保安軍楊定等，殺之。朝廷謀西討，邵亢曰：“天下財力殫屈，未宜用兵，唯當降意撫納，俟不順命，則師出有名矣。”因條上其事。”詔報曰：“中國民力，大事也。兵興之后，不無倍率，人心一搖，安危所系。且動自我始，先違信誓，契丹聞之，將不期而自合，茲朕所深憂者。當悉如卿計。”于是欲棄綏州，知延州郭逵言：“賊既殺王官，而又棄綏不守，見弱已甚。且嵬名山舉族來歸，當何以處之?”帝不聽。
十一月，丁丑，詔近臣各舉才行可任使者一人。
文彥博言于帝曰：“諸路帥臣、轉運使，職任至重，一道慘舒系焉，所宜擇人久任。”又言：“兩府堂陛之重，亦當久任，使其下不能傾危，乃可立事。”韓絳曰：“漢王嘉以為二千石尊重難危，乃可使下，況堂陛之勢乎!”
戊寅，詔求直言。
詔御史臺每遇起居日，令百僚轉對。
丙戌，詔曰：“故事，二府初入，舉所知者三人，將以觀大臣之能。比年多因請謁干譽，薦者不公，其令中書、樞密院舉人皆明言才業所長，堪任何事，以副朕為官擇人之意。”
改命韓琦判永興軍兼陜西路經略安撫使，賜手札趣令治裝。琦言：“邊臣肆意妄作，構怨戎狄。臣朝夕引道非難，但須稟朝廷成算，愿召二府亟決之。”琦入辭，曾公亮等方奏事，乞與琦同議，帝召之，琦曰：“臣前日備員政府，所當共議。今藩臣也，惟奉行朝廷命令耳，決不敢與聞。”又言：“王陶指臣為跋扈，今陛下乃舉陜西兵柄授臣，夏有劾臣如陶者，則臣赤族矣。”帝曰：“侍中猶未知朕意邪?”
丁亥，詔：“令天下州軍各上所轄縣令治狀優劣，其條約，令考課院詳定以聞。”
戊子，分命審臣祈雪。
置馬監于河東交城縣。
庚寅，詔：“近臣以舉官不當，經三劾者，中書別奏取旨。”
壬辰，夏國遣使進回鶻僧、金佛，《梵覺經》于遼。
乙未，詔：“內外文武官各舉所知二人，見任兩府三人，或恥于自媒，久淹下位，或偶因微累，遂廢周行者，咸以名聞。”
先是以向傳范知澶州兼京東、西路安撫使。傳范，敏中之子也。知諫院楊繪言：“后族不當領安撫使，請易之，以杜外戚干進之漸。”文彥博曰：“傳范累典郡有政聲，非由外戚。”帝曰：“諫官如此言甚善，可以止它日妄求者。”己亥，命改知鄆州。它日，繪又言曾公亮不當用其子孝寬判鼓院。帝謂滕甫曰：“鼓院，傳達而已，何與于事?”甫曰：“人有訴宰相者，使其子傳達，可乎?且天下見宰相子在是，豈敢復訴事?”帝為寢其命。繪亦解諫職，改兼侍讀，繪固辭。甫言于帝，帝詔甫諭意，繪曰：“諫官不得其言則去，經筵非姑息之地。”卒不拜。未閱月，復知諫院。
十二月，丁未，遼參知政事劉詵仍為樞密副使，以樞密直學士張孝杰參知政事。己酉，以孝杰同知樞密院事。孝杰附耶律伊遜，故累遷。
遼主行再生禮，赦死罪以下。
辛酉，詔以來歲日食正旦，自乙丑避正殿，減常膳，罷朝賀。
壬戌，詔起居日增罷對官二人。
丙寅，詔曰：“獄者，民命之所系也。比聞有司歲考天下之奏而瘐死者多。其具為令，提點刑獄歲終會死者之數以聞。委中書檢察，或死者過多，官吏雖已行罰，當更黜責。”
己巳，夏人求以亡命景詢易嵬名山，郭逵曰：“詢，庸人也，于事何所輕重!受之則不得不還名山，恐自是蕃酋無復敢向化矣。”是月，逵诇得殺楊定等首領姓名，諜告，將斬之于境以謝罪，逵曰：“是且梟死囚以紿我。”報曰：“必執李崇貴、韓道喜來。”夏人言殺之矣，逵命以二人狀貌物色詰問，敵情得，乃錮而獻之。
夏國主諒祚殂，年二十一，國人謚曰昭英皇帝，廟號毅宗，葬安陵;子秉常即位，時年七歲，梁太后攝政。
是月，韓琦至永興。初，薛向、郭逵等議欲存綏州，詔琦度其可否，琦奏：“賊今已誘殺楊定等，綏州不可棄也。”及諒祚病死，其子秉常方幼，琦因奏：“當此變故，尤非棄綏之時。”文彥博、呂公弼恥于中變，督促棄綏如初，琦條陳不已。帝遣中使赍手詔訪琦利害，琦復具奏，言綏不可棄，乃詔如琦議。
是歲，觀文殿學士、太子少師致仕胡宿卒。宿內剛外和，臨事慎重，不輒發，發即不可回，尤顧惜大體，其篤行自厲，至于貴達，常如布衣時。
遼南京旱、蝗。
創作原因
《資治通鑒》是一部傳誦千秋的偉大歷史著作。然而，凡愛讀《通鑒》，有嗜古之癖的人，大概都會感到遺憾——沒有一部從宋代到清代的編年體“通鑒”，足以賡續《資治通鑒》的輝煌。
通鑒并不是沒有續書，從元代陳桱的《通鑒續編》到清代畢沅的《續資治通鑒》，還有夏夑的《明通鑒》和今人主編的兩套《清通鑒》，還有一本《中國二十世紀通鑒》，大致已經構成了通鑒系列的完整樣貌。然而，這些通鑒續書，大多不能令人滿意。
例如，《續資治通鑒》在史料上缺乏熔裁，文字冗雜啰嗦，又刻意為金兵的燒殺搶掠回避，宋金兩國至為悲壯慘烈的交兵，在這本書里化作模糊的影像。間或有“時城中糧絕，人皆贏困，不能執兵。城破，金見居人瘦瘠，嘆而憐之，兵校千馀人皆不殺”的描寫，仿佛金兵是人民救星似的。另外，《續資治通鑒》的遼金元人名是乾隆的改譯版，與今日通行者不同，清代的曾國藩都嘆為“自乾隆間改譯遼金元三史人名，雖三朝諸臣最熟之名，亦使人茫然莫辨……”，《續通鑒》中遼金元史是重要部分，但它不但寫得簡略，而且人名怪異，讓人讀得頭大如斗，毫無收獲可言。
夏夑的《明通鑒》，文筆比《續資治通鑒》更差些。事情的前后始末散落在不同的卷帙里，缺乏統御全局的能力。它的敘事非常煩碎，基本上是某大臣加官，皇帝出席某儀式，某大臣逝世（順便再講點兒他的生平事跡），皇帝生了某兒子，某地出現叛亂……，仿佛《大明日報》的頭版新聞匯編——讀這樣的東西，要想對歷史有深沉的思考是不可能的.。《資治通鑒》雖然也屬編年史，但敘事精煉，熔裁得體，記載大事時胸有全局，文筆更是飛動如畫，筆端時常蘸著作者的情感。與之相比，《明通鑒》差的太遠。另外，《明通鑒》對清朝開國和明清戰爭的歷史，對清朝頗多美化粉飾，這也是那個時代不可避免的。
今人編纂的兩部《清通鑒》，章開沅的四冊，全鈔實錄，干澀無味。戴逸編的好些，資料豐富，某些章節還帶著作者的情感，甚至也采納了一些小說中的史料，《考異》部分也推敲合理，用清晰簡明的語言，向我們這些歷史外行普及了清史研究中的一些疑案紛爭之處。但畢竟是今人，文言功底不足的毛病，也影響了這部書的質量。
這些通鑒續書的最大問題，就是篇幅太大。例如《續資治通鑒》僅寫了四百年的歷史，就用了二百二十卷。《清通鑒》的篇幅更大，戴逸版二十大冊《清通鑒》，記載清代一朝的歷史，比《資治通鑒》字數還多。雖然詳今略古是史家通例，但這些續書的文筆不能和資治通鑒相提并論，篇幅又如此巨大，對于讀者而言，真不是件好事。
實際上，之所以沒有優秀的當代學者續修通鑒，大概有如下幾個原因：
第一，當代的史學訓練過度社會科學化，總是在發掘新史料、提出新觀點上做功夫，續修《通鑒》保存史料的意義并不大。學者們也許認為，有那功夫，還不如多寫幾篇“原創性”論文。
第二，續修《通鑒》工程浩大，一人之力難以勝任。
第三，當代史學家的文言功底，已經無法續寫這樣的史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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