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孟子集注》孟子序說
史記列傳曰：“孟軻，趙氏曰：“孟子，魯公族孟孫之后。”漢書注云：“字子車。”一說：“字子輿。”騶人也，騶亦作鄒，本邾國也。受業子思之門人。子思，孔子之孫，名急。索隱云：“王劭以人為衍字。”而趙氏注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：“孟子親受業于子思。”未知是否?道既通，趙氏曰：“孟子通五經，尤長于詩書。”程子曰：“孟子曰：‘可以仕則仕，可以止則止，可以久則久，可以速則速。’‘孔子圣之時者也。’故知易者莫如孟子。又曰：‘王者之跡熄而詩亡，詩亡然后春秋作。’又曰：‘春秋無義戰。’又曰：‘春秋天子之事’，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。”尹氏曰：“以此而言，則趙氏謂孟子長于詩書而已，豈知孟子者哉?”游事齊宣王，宣王不能用。適梁，梁惠王不果所言，則見以為迂遠而闊于事情。按史記：“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，孟子始至梁。其后二十三年，當齊愍王之十年丁未，齊人伐燕，而孟子在齊。”故古史謂“孟子先事齊宣王后乃見梁惠王、襄王、齊愍王。”獨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，與史記、荀子等書皆不合。而通鑒以伐燕之歲，為宣王十九年，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后至齊見宣王矣。然考異亦無他據，又未知孰是也。當是之時，秦用商鞅，楚魏用吳起，齊用孫子、田忌。天下方務于合從連衡，以攻伐為賢。而孟軻乃述唐、虞、三代之德，是以所如者不合。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，述仲尼之意，作孟子七篇。”趙氏曰：“凡二百六十一章，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。”韓子曰：“孟軻之書，非軻自著。軻既沒，其徒萬章、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。”愚按：二說不同，史記近是。
韓子曰：“堯以是傳之舜，舜以是傳之禹，禹以是傳之湯，湯以是傳之文、武、周公，文、武、周公傳之孔子，孔子傳之孟軻，軻之死不得其傳焉。荀與揚也，擇焉而不精，語焉而不詳。”程子曰“韓子此語，非是蹈襲前人，又非鑿空撰得出，必有所見。若無所見，不知言所傳者何事。”
又曰：“孟氏醇乎醇者也。荀與揚，大醇而小疵。”程子曰“韓子論孟子甚善。非見得孟子意，亦道不到。其論荀揚則非也。荀子極偏駁，只一句性惡，大本已失。揚子雖少過，然亦不識性，更說甚道。”
又曰：“孔子之道大而能博，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，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。其后離散，分處諸侯之國，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，源遠而末益分。惟孟軻師子思，而子思之學出于曾子。自孔子沒，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。故求觀圣人之道者，必自孟子始。”程子曰：“孔子言參也魯。然顏子沒后，終得圣人之道者，曾子也。觀其啟手足時之言，可以見矣。所傳者子思、孟子，皆其學也。”
又曰：“揚子云曰：‘古者楊墨塞路，孟子辭而辟之，廓如也。’夫楊墨行，正道廢。孟子雖賢圣，不得位。空言無施，雖切何補。然賴其言，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，崇仁義，貴王賤霸而已。其大經大法，皆亡滅而不救，壞爛而不收。所謂存十一于千百，安在其能廓如也?然向無孟氏，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。故愈嘗推尊孟氏，以為功不在禹下者，為此也。”
或問于程子曰：“孟子還可謂圣人否?”程子曰：“未敢便道他是圣人，然學已到至處。”愚按：至字，恐當作圣字。
程子又曰：“孟子有功于圣門，不可勝言。仲尼只說一個仁字，孟子開口便說仁義。仲尼只說一個志，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。只此二字，其功甚多。”
又曰：“孟子有大功于世，以其言性善也。”
又曰：“孟子性善、養氣之論，皆前圣所未發。”
又曰：“學者全要識時。若不識時，不足以言學。顏子陋巷自樂，以有孔子在焉。若孟子之時，世既無人，安可不以道自任。”
又曰：“孟子有些英氣。纔有英氣，便有圭角，英氣甚害事。如顏子便渾厚不同，顏子去圣人只豪發閑。孟子大賢，亞圣之次也。”或曰：“英氣見于甚處?”曰：“但以孔子之言比之，便可見。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。比之玉，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，無許多光耀也。”
楊氏曰：“孟子一書，只是要正人心，教人存心養性，收其放心。至論仁、義、禮、智，則以惻隱、善惡、辭讓、是非之心為之端。論邪說之害，則曰：‘生于其心，害于其政。’論事君，則曰：‘格君心之非’，‘一正君而國定’。千變萬化，只說從心上來。人能正心，則事無足為者矣。大學之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其本只是正心、誠意而已。心得其正，然后知性之善。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。歐陽永叔卻言‘圣人之教人，性非所先’，可謂誤矣。人性上不可添一物，堯舜所以為萬世法，亦是率性而已。所謂率性，循天理是也。外邊用計用數，假饒立得功業，只是人欲之私。與圣賢作處，天地懸隔。”